“四大组织”盛赞器官移植中国路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 赵觉珵】“我已约好下周五(8月11日)向方济各教皇汇报此次中国之行。我会告诉他，中国深刻地理解器官贩卖这一‘现代奴隶制’的恶劣，而且为全球建立了根除这一危害人类罪行的最佳实践模式。”这是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院长马塞洛·索龙多8月5日出席昆明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后，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发来的感谢信。创建于1936年的教皇科学院是梵蒂冈重要的科研机构，普朗克、波耳等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其会员。1992年，教皇保罗二世正式为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平反，就是在教皇科学院的全体会议上。与“伽利略平反”历经几百年不同，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从被排斥到获得西方学界的高度评价，只用了十几年，但这是充满艰辛的十几年。

　　谣言从这里“烟消云散”

　　8月4日下午，《环球时报》记者跟随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外专家来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一家非常现代化的移植医院。记者在现场见证了一次惊心动魄的供体器官运抵过程。

　　下午4时许，一个装有捐献者器官的保温箱通过直升机从云南楚雄运抵医院，直升机刚在院里停稳，就有两名工作人员拎着保温箱下来，匆匆跑进大楼，为接下来的移植手术做准备。记者后来获悉，保温箱内装有两个肾脏，这些器官当天分别使一名36岁和一名50岁的患者得到救治。　　　　

　　由于等待移植的患者人数远多于器官获取数量，如何合理、公平、合法分配器官是保障捐献者权利和尊严的大事。在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严格要求所有器官捐献和匹配都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来实现。系统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密的积分排位算法，来决定哪位患者先获得宝贵的捐献器官，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为操作空间。“无论你是高官还是富商，都一律排队按程序分配!”一位熟悉器官移植的专业人士形容道。

　　在2017年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介绍说，2017年，《红十字会法》修订后明确了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第三方职责。此前，黄洁夫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对器官捐献与移植政策框架和工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建立了捐献、获取与分配、移植、移植后登记及监管五个工作体系，并形成融合脑死亡、心死亡的器官捐献中国标准和流程。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机制，中国的器官捐献及移植数量在短短两三年间实现了历史性飞跃：2015年，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达到2766例;2016年增长约50%，达到4080例。2017年，截至7月31日，中国已完成器官捐献2866例，同比增长33%。“按照这个势头，今年器官捐献可能会突破5000例!”黄洁夫说。

　　“我们非常赞赏您领导中国器官移植界，根据中国国情建立了一个符合世界伦理规范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您从事器官移植事业的职业生涯是中国移植外科医生的典范。”6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和伊斯坦布尔宣言监管组织等“四大组织”共同致信黄洁夫教授，表达对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体系改革“中国模式”的赞扬。伊斯坦布尔宣言监管组织资深顾问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及完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对中国的质疑和谣言“已经开始烟消云散”。

　　“这封信不仅是对我个人职业生涯的认可，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改革的支持。”黄洁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改革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红十字会与各部委、器官移植工作者团结协作推动的，更是捐献者与捐献者家庭的大爱奉献带来的移植事业的春天。”

　　“三块骨头”背后的改革决心

　　十几年前，中国器官移植领域面临的局面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用世卫组织器官移植主管官员何塞·努涅斯的话说：“器官移植就如同一艘船，中国却不在船上，这艘船不知道驶向何方。”

　　由于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卫组织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从2006年起一直到中国全面停止死囚器官使用的2015年前，国际上一直有令中国移植医生尴尬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国际移植组织。

　　“我认为，我们这样的大国移植事业，依赖死囚器官是‘饮鸩止渴’，器官移植事业的未来在医院而不在刑场，一定要进行改革!”黄洁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曾向上级领导建言，只有建立公民自愿捐献的移植体系，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移植医疗服务的需求，才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否则我国器官移植事业会被世界孤立，一些邪教组织与西方敌对势力会乘虚而入，妖魔化中国。“国际器官移植领域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是同情中国、帮助中国的，真心希望中国能做得更好，所以必须要勇敢进行‘壮士断腕’的改革。”

　　黄洁夫提及的“乘虚而入”行为，最典型的就是“法轮功”炮制的“中国活摘器官，每年进行6万到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弥天大谎。去年8月，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在香港举办，在黄洁夫作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路”的主题演讲后，器官移植界的中国故事在世界传播，谣言在多个场合被戳破。

　　“我曾多次来华实地考察，我可以用我的个人名誉担保，‘法轮功’所说的都是谎言”，澳大利亚知名器官移植问题专家坎贝尔·弗雷泽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十几年前，坎贝尔开始监控全球器官贩卖发展趋势，并走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采访上千名器官贩卖受害者、购买者、中间商及医生。

　　由于研究成果戳破了那些谣言，坎贝尔受到“法轮功”的威胁：寄恐吓信，向他任教的大学写信要求开除他，在他的住处前抗议。“他们越这样，就越证明我的研究是正确的——‘法轮功’的真实面目就是邪教”，坎贝尔说。

　　在黄洁夫看来，在中国器官移植领域取得的成就面前，那些谣言是“狂犬吠日”，不攻自破，“打铁还需自身硬，巨人没必要跟小丑打架，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当然，改革也意味着断掉旧有的利益链条。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器官移植走上法治轨道。2008年，当时是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动了“铁手腕”，在3个月内把器官移植医院从全国600多家砍到163家。改革力度之大引起国际移植界高度关注。卫生部还严禁外国人来华“移植旅游”，并于2010年同红十字会共同启动公民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据黄洁夫透露，试点启动之初，一年捐献数才34例。“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来了’。是继续前行？还是回到原来？我认为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群众，落后的不是群众和文化，而是旧的机制。只要奋力前行，器官移植的春天终究会到来。”

　　2011年时，国外人士对中国器官移植改革很不看好，其中包括如今高度赞赏中国经验的伊斯坦布尔宣言监管组织资深顾问德尔莫尼克，用他的话说，“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取消死囚器官”。面对这样的形势，黄洁夫在移植大会上阐述了中国的决心：“按照解剖学，人体有206块骨头，而在非洲有一个古老传说是人只有三块骨头，一块是‘希望的骨头’，一块是‘讲话的骨头’，一块是脊椎骨。‘希望的骨头’是说人要有理想有追求，‘讲话的骨头’是指人要敢于说出想说的话，向所有人说‘正义在我方’，脊椎骨就是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强地挺立着。我们的改革就凭着这‘三块骨头’。”

　　听完这个比喻，德尔莫尼克对黄洁夫说了一句话：“Your bones are our bones(你们的骨头就是我们的骨头)。”在今年的器官移植大会上，黄洁夫做了回应：“Our achievements are your achievements(我们的成就就是你们的成就)。”

　　“世界开始接受‘中国模式’”

　　春天的到来没让人等太久。2013年，新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在全国推广后，得到民众热烈响应。2014年，中国器官捐献中已有80%来自公民捐献。改革时机成熟了。2014年12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移植大会上，黄洁夫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

　　这则敏感信息的宣布时机很微妙，不到两个月前，十八届四中全会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黄洁夫说：“正是在党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精神的鼓舞下，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我才代表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宣布了这个决定。”

　　继2016年8月借香港国际器官移植协调大会第一次亮相于国际器官移植舞台后，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发来视频致辞：“中国的器官移植法规、体系和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原则相符。中国模式可为世界上相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借鉴。”

　　今年2月，受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邀请，黄洁夫作为中方代表率团出席“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经过一场“火星四溅”的坦诚对话，原本对中国抱怀疑态度的学者纷纷转变态度。“我所有的表态，每一句都表明了中央最高层的政治承诺和决心”，黄洁夫说。

　　“虽然移植改革硕果累累，但我国确定公民器官捐献成为唯一来源才两年半，尽管世界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模式’，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毕竟还是个婴儿，需要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关心与支持。”黄洁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国移植体系的五个部分都亟须完善，移植医生、医院资源还很紧张，公民的器官捐献宣传和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国人民对由耶稣会士利玛窦引入中国的伽利略的重大科学发现，表现出非常开放的态度。这帮助我们理解，正是在您们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引领下，中国人民现在如此看重捍卫人类尊严的重要性”，梵蒂冈教皇科学院院长索龙多在给黄洁夫的感谢信中写道：“因此，我们希望这个新型的‘中国模式’将通过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扩展到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

　　“索龙多院长的话很有意义，‘一带一路’倡议除了硬实力的支撑，也应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就是个绝好范例。”黄洁夫说，“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没有相关技术和体系，器官买卖行为在全世界范围还非常猖獗，中国有责任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